二访郑惠

2002年9月10日，邢小群在北京医院第二次采访郑惠，交谈的前一半内容如下：

邢：今天您是不是谈谈胡乔木到社科院以后的情况？

郑：好，现在我们来谈胡乔木到社科院上任后的情况。乔木刚到社科院上任，就让我和几个同志组成一个调查小组，我是组长，一个一个所召集会议，听意见。我们跑了好几十个所，开了座谈会，并将大家的意见向乔木做了详细的汇报。乔木立刻做出两条决定，一是：所有的军宣队、工宣队立刻撤出，一个人不留；二是：立刻恢复业务，专做研究，一切派仗再不能打了。这两条决定不错，恢复了社科院的学术研究工作，面貌大变，气氛大变。

乔木同志提倡搞学术研究的时候，还让我去发现社科院有成绩的研究人才。通过了解，我知道李泽厚在别人打派仗时，一直埋头搞学术研究，写出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文章。我收集了他的文章，给乔木看。乔木感到这个人的研究成果的确不错。有一次，开全院大会，乔木让李泽厚到主席台上就坐，下面的人都很吃惊。李泽厚曾因私生活问题受过处分，当时很多人看不起他。他与同事们的交往又不合流，所以下面的人很奇怪，这个人怎么突然这么受重视？显然，乔木是想通过这件事，提倡一种搞业务、搞研究的空气。他一直对李泽厚很爱护。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，他也看了，很欣赏。一直到六四时，乔木还把他找去，劝他别陷进去。从乔木的角度看，他是爱护李泽厚的，说明乔木爱才，想保护人。当时像李泽厚这样的学者还是不多的。

乔木刚一去，也敢于启用一些人，比如温济泽。温济泽在《百年潮》登的文章中提到了他被打成右派的经过。温济泽当年是广播事业局副局长，对外广播方面的负责人。1957年由于温济泽领导反右斗争比较谨慎，对外广播部门划的右派没有达到5％，结果1958年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之后，广播局补课，把他补成了“右派”。乔木听到这个消息，还与廖承志一同到中宣部去询问，想为他说情。他们在延安时就熟悉。但他也没有办法保护温济泽。所以，“文革”后社科院一成立，他马上就把温济泽从广播事业局调来。一边调他，一边写报告，帮助他“改正”右派问题。所以，温济泽成了中国几十万“右派”中，第一个被平反的人。

乔木还把周扬请到社科院当副院长。周扬在“文革”中已经被批得一塌糊涂，但他马上就启用。

邢：记得您和我说过，在周扬和丁玲的矛盾上，胡乔木是同情丁玲的，他对周扬有看法。

郑：以前的事，是以前的事；后来的事，是后来的事（指他领导批判周扬的有关异化问题的文章），他调周扬到社科院，在当时，是爱护周扬，关心周扬的。

但是到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，又发生了新的问题。

在1978年5月份，大家都在议论《光明日报》那篇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文章时，乔木在社科院的大会上讲：有人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有分歧，这是造谣！造谣！他说得很严重，还扣了很大的帽子。事实上，中央内部明明是有分歧的，很多人都知道，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。他这么一说，搞得大家很不理解。干嘛要这么说呢？还这么凶，很多人都不以为然。这次他给大家的印象很不好。我前面讲到党校有个同志叫沈宝祥，写了一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的书。材料很丰富。书中讲到，胡乔木有一天到胡耀邦家里去，对胡耀邦说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要再搞下去了，否则会造成党的分裂。事情说得这么严重，给胡耀邦压力很大，不得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。那时，管思想宣传工作的汪东兴等人都反对，批评得很重。邓小平还没有表态。过了不久，小平同志表态了，支持讨论。这时胡耀邦胆子也壮了。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？有待核实。从逻辑上推是可能的。因为乔木在社科院的讲话态度就是不想把这个讨论搞下去的。这件事也反映了他在重大的政治斗争上的摇摇摆摆。他不能像耀邦那样，是非非常清楚，看准了，就很坚定。

乔木有的讲话，交给我作整理工作。上面说的关于造谣等扣帽子的一段讲话，我觉得不对头，就给他删去了。

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，很快邓小平表了态，支持讨论，反对“两个凡是”，乔木态度也变了。据当时解放军报总编华楠说，小平明确表态是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，讲话是乔木起草的。这时，他是跟着小平转了。

而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，是一次少有的、发扬民主的会，指名姓批评汪东兴、纪登奎、吴德等人，一点情面都不讲。当然，这是由于小平、陈云同志在做后台。当时活跃的是华楠（解放军报总编）、于光远〔国务院政策研究室〕、曾涛（新华社社长）、杨西光（光明日报总编），胡绩伟（人民日报总编），这几个人互相串联，煽风点火。于光远有一本书专门谈了这次会议情况。原来，这个会议没有准备批判“两个凡是”的问题，而是要谈经济问题，搞个农业方面的文件。但是会议的大势所趋，下面各组都在集中批“两个凡是”。要想阻止，也阻止不住，但是农业文件还得搞呀！乔木当时的主要精力，是搞一个农业方面的文件。农业方面，各地省委书记和农业部门意见很多，认为多年来的农业学大寨，搞得很糟，希望这次写的农业文件，在政策上放宽一些，对农业不要干涉太多，应该让农民有些自主权。但乔木在写这篇文章中控制得还很严，特别写了两句话：不许单干！不许包产到户！事实上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搞了包产到户，他这么一写，就成了不合法。这些于光远他们都有回忆。当然这也不能怪乔木，因为当时整个党内思想都不怎么开放。但他作为起草文件的人，在这些地方虽然没有定论的权力，至少可以把话说得灵活一些，他这样一来，搞得下面不好做工作了。这些地方反映乔木思想是不够开放的。那些懂农业的人都认为要想改变农业状况，应该让农民多一些自主权。所以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“两个凡是”，乔木虽然也发了言，但他不如于光远他们思想解放。

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才把汪东兴手里的权拿过来了。当时汪的权力比较大，8341部队归他管，几个大的专案组归他管，老干部的冤假错案，平反不平反归他管；意识归他管，比如毛办也归他管。他是中央副主席。

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邓小平讲话，是谁起草的，也有很大的争论。有人说是胡乔木起草的；于光远说根本没有他。于光远说，最早是邓小平把胡耀邦、于光远找去，交给他们一个提纲，还作了详细的讲解，让他们去起草。这个提纲，于光远一直保存着。后来他还找出来，我们在《百年潮》上发表了。

据于光远回忆，从交提纲到写成，都没有乔木参加。但是说乔木完全没有参与？也不一定。我推测，稿子基本定稿后，邓小平请乔木看一看，看有些文字是不是要修饰一下，枝枝节节是否需要再修补一下。这种可能是有的。邓小平为什么会不让乔木起草这个讲话了呢？后来有人找到三中全会之前，乔木为中央工作会议给邓小平起草的一份讲话稿，在报告中他还写到“走资派”之类的话。这些东西，邓小平看了当然不高兴啦。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键时期，真正解决问题是中央工作会议，三中全会是在组织程序上通过一下，所以中央工作会议很重要。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就成了三中全会非常重要的主题发言。从提纲上看，邓小平那时就已经有了一些超前的改革意向。后来，有人在报纸上搞了一大版，说明乔木如何起草邓小平的讲话，为乔木造势。而那个讲话稿的确不是他写的。

还有一件事，这又牵扯到“文革”后期政研室那个《论总纲》。最早是乔木让邓力群主持这件事，胡绩伟、余宗彦他们写了一稿，胡乔木觉得不行，又让胡绩伟和龚育之两人搞。胡绩伟、龚育之他们搞了一个提纲后，有了别的任务，乔木又交给了吴冷西，吴冷西的稿子写出来后，乔木觉得还不满意。后来作为“大毒草”批判的，大体上是胡绩伟他们起草的第一稿。我的印象，邓力群吸收了几人的好的观点，但更多的还是邓力群的思考。

《论总纲》是在政研室为同“四人帮”斗争写的。最早想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。那时小平的思想是很清楚的，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。后来说的三株大毒草：一是《论总纲》，一是《科学院汇报提纲》，再一个就是《工业二十条》。在“批邓，反击右倾翻案风”时，“四人帮”还把这三篇文章印成小册子，让群众批。但是大家越批越觉得，文章说的都是对的嘛，越批小平的威望越高。这一段内容，我们写进了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》。

邢：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》您参加起草了？

郑：是的。“文革”那章是我起草的。1991年。去年有人找我写回忆《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起草二十周年。我想了想，觉得有些问题公开讲还是不行，我就没有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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